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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铎草书的学习方法,这些可能是你不知道的!赶紧收藏吧

    2022-10-22 10:06:00

    来源:文网   作者:墨霖摘录

    阅读:39990

    [摘要] 独宗“二王”王铎学书十分勤奋,十三岁开始临王羲之《圣教序》,可以以假乱真。其书学思想推崇古典风神,特别强调“宗晋”,认为“书未宗晋,终入野道”。又云:“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如琴棋之有谱。然观诗之《风》、《雅》、《颂》,文之夏、商、周、秦、汉,亦可

    文网编辑墨霖2022年10月22日讯

    独宗“二王”


    王铎学书十分勤奋,十三岁开始临王羲之《圣教序》,可以以假乱真。其书学思想推崇古典风神,特别强调“宗晋”,认为“书未宗晋,终入野道”。又云:“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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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琴棋之有谱。然观诗之《风》、《雅》、《颂》,文之夏、商、周、秦、汉,亦可知矣。故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必置古不言者,不过文其不学耳。”还称:“予书独宗羲、献,羲、献,诸家所宗。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仅从觉斯这两段话就不难看出,其“崇古观”的坚定态度与独宗“二王”所表现出的独特的学书方法。王铎师法“二王”所用的时间和精力,从他所临王羲之《兰亭序》作品中很容易发现,其所下功夫之深,临摹时间之久,都是常人所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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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铎早年临习王羲之《圣教序》,深得其精髓。《圣教序》是刻碑,是王铎初学书法所选的临摹对象,而不是选择了墨迹,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王铎学书的方法是有别于其它书家的,这也正是他今后创下自己独特书风而建立的基础。王铎在学习《圣教序》而获取一定的书法功底之后,开始临摹大量的“二王墨迹”,从这开始,他的书法走上了坚实的传统之路。而这也正是王铎书法独宗“二王”的初步体现。王铎在学习“二王”的道路上是有思考、有探索的。这一点体现在,他在深悟“二王”书法精髓后,对“二王”书法的来龙去脉,或者说对“二王”书法的师承与传承做了全面的分析。

    如:王羲之草书取法张芝,王铎顺藤摸瓜,似乎发现了草书的渊源,因此临摹了大量的张芝草书作品并加以研究。他又发现唐、宋很多书家的书法都出自“二王”,如: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以及米芾等。王铎对这些书家的书法进行深刻的研究与学习。最后他称:“予书何足重,但从事此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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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灯取影,不失毫发”

    王铎“临古”是有自己的方法与原则的。钱谦益在《王铎墓志铭》中说:“秘阁诸帖,部类繁多,编次参差,蹙衄起伏。趣举一字,矢口立应,覆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按,“如灯取影”是指临写法帖形神兼得的功夫。这是王铎临古的原则,也正因坚持这种态度,为他打下了深厚的临摹基础,具备了深厚的书法功力。他临古精湛的程度,足以与米芾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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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铎在“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的不断追求中,在“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执着态度中,确实有助其书法的造诣达到很高的境界。王铎对作品的整体把握也拥有自己独到的处理,这都体现在他的用笔、用墨、结体以及作品表现形式等方面。“如灯取影”的临帖方法,使王铎深入传统,得其三昧,在书法本体的表达上获得了高超的技巧和丰富的传统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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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而为大”

    王铎临摹的最后阶段是他草书走向成熟期的表现。王铎草书作品大多是临帖作品。他所临的古帖往往是《淳化阁帖》中东汉至唐代的尺牍手札。指头般的小字,20几厘米高的翰札临写为6尺、8尺、1丈的大轴,王铎是经过精心的笔法改造的。改造的方法就是“拓而为大”。王铎在《跋柳书》里说:“柳诚悬用《曹娥》、《黄庭》小楷法拓为大,力劲气完。”又在《草书杜甫诗跋》中说:“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辩之,勿忽。”这里关键的词汇是“拓为大”、“拓而为大”。

    刘正成在《王铎书法评传》里说:“‘拓’,即摩,不失原形的摹写之,放大之。”许洪流在《技与道》里说:“‘拓而为大’一语,泄露了王铎用笔的秘密,他不是‘放大’,而是‘拓大’,是夸张,是强化。”他们两人的解读不同:按刘氏解释,“拓”音“tà”,意为“摹拟”;而按许氏解释,则音“tuò”,意为“展开、张开”。笔者以为,如果不拘泥其本意,而考诸王铎的书写实际,则两种解释刚好分别说明了王铎临帖时的两个着力点:既放大,又夸张和强化。既是对《淳化阁帖》中尺牍式的作品的放大,又是对其笔意、笔势的夸张和强化。为创作大幅式作品的需要,必须放大平时临摹对象的晋唐名家法帖,而放大就必须夸张、强化其笔法、笔势的主要特征,省略其细微之处。“拓而为大”既是王铎的临帖方法,从某种意义而言,也是他的创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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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规规模拟

    在王铎草书轴类临帖作品中,“拓而为大”常与“不规规模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何谓“不规规模拟”?王铎在《跋米芾吴江舟中》里说:“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的《兰亭》法,不规规模拟,余为焚香寝卧其下。”这是“不规规模拟”的出处。根据以上引言,又考诸王铎实际的临帖状况:“不规规模拟”,就是改动临摹对象的表现形式而展现自我个性神采的临帖方法。王铎草书卷轴类的临帖作品基本都运用“不规规模拟”的临帖方法。在这类草书临帖作品里,有其存世作品中较早期的《草书临《淳化阁帖》轴》、《草书临王羲之帖轴》,其它还有《草书临王羲之《秋月帖》轴》、《草书临王献之《豹奴帖》轴》和《草书临张芝帖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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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笔者统计,王铎草书传世的轴类临帖作品有八十一件之多,可见其运用“不规规模拟”临帖方法之频繁。在这类临帖立轴作品中,王铎运用“不规规模拟”方法的同时,又往往加以“拓而为大”,在临写中以自我巧妙的书写方法贯穿始终,使整幅作品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王铎的这些作品虽冠名“临作”,但从“出帖”的角度讲,则应该视为他的创作作品。对王铎草书作品进行分析发现,王铎最爱临写《淳化阁帖》里“草圣”张芝的草书法帖,在轴类、卷类的临作中都可察见。王觉斯云:“吾临帖善于使转,虽无他长,能转则不落野道矣。学书三十年,手画手摹,海内必有知我者耳。”在他五十六岁时临写的《临张芝帖》中,王铎一开始就从《冠军帖》末尾处的“不辨行动”起临,后接《终年帖》的大部分,至“谁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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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过程应当可以推断:王铎开始是看帖的,并随意选择一行起临。但在临写的中间应是背临,因而遗落了《终年帖》中的“且方”、“不知比去”、“可恨汝”等多字,使整幅临作在语言上无法卒读。从文字内容而言,临作与原作大不相同,尤其最后一行,一笔写完一行,形成所谓的“一笔书”,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形成其“连绵草”的一种体现。用笔跳荡、洒脱,使转游刃有余,连带自然,流转连绵,强调虚实、疏密、正欹、开合的对比,使这幅作品充满了纵式的“势”,给人一种跌宕起伏,一泻千里的爽快之感。单从这一幅作品可以看出,这已是充满了王铎书法风神的创作作品。白谦慎曾经分析说:“晚明是中国书法临摹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临摹的观念在这时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临摹不再仅仅是学习和继承伟大传统的途径,它还成为创作的手段,换言之,它本身就可以是一种创造。”王铎在运用“不规规模拟”临写方法的基础上,又加以“拓而为大”的变形,使临帖作品质变为创作作品,这是他学书的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他风格形成的源泉,当然这是与晚明书坛的艺术氛围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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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书与书艺追求的过程中,王铎是善学者,也是创新者。他以“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临帖功力,深入传统,直抵晋唐,获得了极强的用笔能力与艺术驾驭能力;又以“拓而为大”、“不规规模拟”的临摹与创作手段,加以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最终形成了自己强烈的书法风格。“如灯取影,不失毫发”指的是“我化为古”的入帖;而“拓而为大”、“不规规模拟”指的是“古化为我”的出帖,这两种学古方法融合在一起,令王铎的学书过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拥有如此高明的方法和过程的王铎,再加上他的刻苦钻研,最终使他在草书领域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

    崇古观念

    王铎在书法艺术上的创造力皆源自他对传统极深的热爱和崇拜,而且他的崇古不是盲目的,是有选择的,是经过他的吸收消化的,这也是王铎的崇古成功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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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铎的“崇古”在他临作的很多地方都有体现,并通过不断的质疑去重新确立对“古”的维护与推崇。从对张芝、钟繇的学习,再到对二王、颜真卿、米芾的推崇,王铎的临帖几乎贯穿了整部书法史。本文就其临《阁帖》来具体说明其崇古观念在作品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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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从王铎临作中对原作做出的改变来看他的崇古。文章的第一部分在讲王铎对临作在字的结构上的改变时,提到了王铎在结构上常用的“侧左转右,侧上转下”的体式,这种改变使得单个字形成了外敛内放的字态,而王铎在这方面的造诣也不是凭空得来,皆源自于颜真卿。此外,王铎在用笔上方圆兼备,八面出锋皆是来自于对米芾的学习,只是少了些米芾用笔时的尖锐,多了些雄强浑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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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意识

    当时的王铎处在一个深刻的历史变革时期,处于同一时代的艺术家们对艺术的“创新”也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书法上也是如此。在王铎的观念里,书法的创新并不是一个独立性的命题,因为书法的本身就包含着创新,如果像我们现在的某些人一样,只是不假思索的、一味的高喊着“创新”、“前进”、“突破”,那么,这可能是对书法创新根本问题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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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铎书法风格面貌的特点,在人们的眼中特别明显地体现为是“险绝”、“苍劲”、“雄强”、“力胜”。由此可见,王铎的行草书完完全全的皈向于“二王”传统书法的痕迹是少之又少,不论是把他和成为标准判别好坏的古代书圣相比,亦或是把他和当时极富盛名的董其昌的书法作品来比较,书者们终归是没有办法去把王铎的书写风格归类为真正纯碎的“二王”一派的。梁献把王铎的书法看作是“体格近怪”,“所少者蕴藉”是王宏撰对王铎书法的看法,他们二人的这两种观点不谋而合的明确表示出,王铎书法包含着“新理异态”之变化风貌。即使清代的吴修把王铎的书法看作是“铎书宗魏晋”,再加上王铎他自己也自述“予独宗羲献”、“学书不参古法终不古,为俗笔也”,“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但是这种种却都不能够充分地说明王铎内心最为真实的艺术理念和审美观点。王铎的创新是跟随时代潮流的,同样也是逆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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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随创新的潮流,成为当代人眼中的一种时尚符号,为我们展现了一种不一样的“书法美”,无论是结构关系、墨色变化,还是形象风韵、精神气质。他的创新冲击了当时的审美意识,打破了传统书家在点画、结构、章法等方面的固有传统模式,为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得自己的书法创作出现了新的形态和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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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铎其创新也是极其具有表现性的,结构和线条上的突出最是明显。王铎作品中字体的结构、字形的比例、整体的质感、风采、神韵集中表现在结构和线条上。用笔、用墨的不同使王铎作品中的线条变化无穷。一时粗一时细,一时方一时圆,带有一种金屈铁般的劲健,特别是对“翻折”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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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由于王铎书法艺术风格上的“怪诞”,越来越多的人将其视为一种潮流,而这带来的后果就是书法不再成为书法,只是人们休闲娱乐活动时的点缀品,或者更像是一种市场行为。这使得王铎的书法艺术在被我们的时代接受的同时,也走进了一个“炒作”、“娱乐”的怪圈。对其不恰当的推崇使人们不再为了写字而写字,而只是单纯地跟随潮流,甚至是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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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尤其值得反省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