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网编辑墨霖2022年8月31日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流亡日本多年的郭沫若决心回国参加抗战。7月25日凌晨，他告别了日本妻子安娜和五个孩子，冒着生命危险登上了驶向祖国的海轮。日本宪警来查问，安娜机智地回答：“朋友邀他出去休息几天，听说是到热海洗海水浴去了。”

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顺利到达上海。日本人当局得知消息后恼羞成怒，立即对郭沫若住所进行彻底搜查，拿走了大量的书信及书稿。不久，又逮捕了安娜，对她严刑拷打，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出来。郭沫若在当年的8月和11月还接到过安娜的两封信，此后，双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断了。

八年过去了，安娜带着五个孩子，终于熬到了日本投降。这期间她也听到郭沫若又成了家，并有几个孩子的传闻，但无法证实。1946年，一位叫青木和夫的日本朋友从中国返回日本，郭沫若托他给安娜带去了一封信及数百美元，在当时经济已经完全崩溃的日本，这笔钱实属可观。青木和夫向安娜详细介绍了郭沫若的情况，包括他已组织了新的家庭并已有了四个孩子的事。安娜没有被这消息击倒，她仍准备去寻找郭沫若。

安娜先请在台湾工作的妹夫陶晶荪和妹妹佐藤操帮忙，替大儿子郭和夫、三儿子郭复生在台湾找到了与他们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然后，她让已结婚成家，并有了一份不错工作的二儿子郭博留在日本。安娜将家中所有的东西进行了清理，特别将郭沫若在日本期间亲手用毛笔抄写的甲骨文和金文著作的原稿，亲自交给岩波书店老板岩波雄二郎先生手中，请他代为妥善保管，并特别说明：不经过她的同意，任何人不能拿走这些稿子，包括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郭老留下的其他文物、原稿、书信、书籍等，则交给了郭博保管。然后安娜携女儿郭淑瑀、小儿子郭志鸿，于1948年5月离开日本去台湾，先在妹妹家住了一段时间。

郭沫若与安娜及子女

1948年8月10日左右，安娜带着和夫、淑瑀、志鸿抵达香港，住到了郭沫若家中。这是他们分别11年后第一次见面。安娜向郭沫若提出三条要求：一，要负责供给郭淑瑀和郭志鸿读完大学；二，要给她相当数额的抚养金；三，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解除夫妻关系。

郭沫若和潘汉年、夏衍、冯乃超、连贯等老朋友，也是当时香港地下党的领导商量后，决定由跟安娜很熟悉的冯乃超出面做她的工作，尽量协商妥善解决。冯乃超同安娜和孩子们说：郭老充分理解安娜和孩子们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原谅。供给两个孩子读完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但后两条目前无法做到。对这样的回复，安娜接受不了。以后又经过多次做工作，郭沫若又答应把他的部分著作权归安娜所有，安娜才勉强接受了这一临时解决办法。安娜带领和夫与志鸿暂回台湾，淑瑀则留下来，设法找机会进入解放区。

这时于立群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小的刚两岁多。当时已经住得相当拥挤的七口之家，一下子又住进了四个大人，而且关系是那样的尴尬。但她还是忍气吞声地应付了过来。好多年后，于立群和我谈及此事，还心有余悸，感伤不已。淑瑀在郭老家中又住了两个月左右，10月份由组织上安排从香港到达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但在台北念中学的志鸿不喜欢那儿的环境，后由冯乃超带到了北平，在北京饭店见到了郭淑瑀。这年4月安娜同和夫、复生在夏衍的安排下到了香港后，由赵沨带领，5月10日左右他们也到达北平，住进了翠明庄招待所。

这样除郭博还留在日本外，安娜和四个孩子在北平相聚了。不久淑瑀进了燕京大学，志鸿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复生则随夏衍到了华东，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和夫去了大连，到一个研究所（即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所的前身）工作。

这时，安娜觉得她和郭老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要当面谈个清楚，同时提出要见周恩来。周恩来于这年七八月间在北京饭店接见了她，由郭淑瑀担任翻译。周恩来称赞她在长期艰难的情况下，靠着顽强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把五个孩子培养成人。同时周恩来劝她体谅郭沫若和组织上的困难，不要再提和郭老脱离关系这个问题了。周恩来还说，你的四个孩子都在中国工作学习了，如果你和郭博同意，也欢迎郭博到中国来工作，你也不要回日本去了。安娜感谢周恩来的关怀，同时她也向周恩来表示了对郭老避而不见的做法不满。不久她就到了大连，和长子和夫一起生活。 

郭沫若与安娜及子女

相见时难别亦难

安娜因为没和郭老见面，认为他们的关系问题还是没得到解决，非要当面谈个明白。1951年她由大连来到北京，郭老还是采取避而不见的办法。安娜特别生气，就自己找到郭沫若家中。恰逢郭沫若和于立群有事外出，她就在客厅坐等。郭沫若和于立群回家见到安娜，十分突然，于立群当即避开了，郭沫若请安娜坐下，说自己到后面去脱大衣。然后他俩连忙出后门去找有关领导。经过领导和老朋友劝说安抚，几天后，安娜回到了大连。

安娜和郭沫若第三次见面是在1969年“五一节”后。当时我接到安娜从上海打给郭老的电报，说她哪天乘火车到北京，请郭老安排一个住的地方。我把电报立即送给郭老，他拿着电报去找于立群商量。我刚回到办公室，郭老就打来电话叫我去，说：“这件事就请你帮忙办理一下，一切开支由我们负责。”我马上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他们推荐和平宾馆东跨院的四合院平房。

安娜这次到北京，主要是看望刚从“牛棚”里放出来的小儿子郭志鸿，同时也想和郭老谈些事情。我向郭老转达安娜的要求时，郭老未置可否。不久安娜又通过志鸿要我向郭老转达这一要求，郭老还是没有任何表示。三天后志鸿打电话告诉我：“老太太强烈地要见郭老，看来不见是不行了。”我马上转达，郭老听后仍保持沉默，我感到郭老是不愿见她。

两天后，记得是个星期天，我正在家中午睡，志鸿的夫人顾嘉琳找我说老太太逼着志鸿带她去郭老家。我赶紧带着顾嘉琳见郭老，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到宾馆去看她。”我建议带两名警卫去，如谈得好，郭老掌握时间，到时先走，我来善后；如发生吵闹，警卫扶郭老迅速离开，我来收拾残局。郭老连声说好。

下午4点左右，我们到达和平宾馆。安娜已和孩子们在台阶上等候。郭老下车后，安娜主动上前握手，并风趣地说：“你看来很年轻啊！我已经老了。“郭老说：“你看样子也很健康嘛！”走进客厅，安娜亲自为我们沏茶。郭老向她介绍了我：“王廷芳同志和我们已经相处十五六年了，我们家中和我自己的许多事情靠他帮忙，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办同他说一声即可。”郭老是用日语介绍我的，安娜作答时，郭老又抢着为我翻译，我竟成了他们谈话的中心。约二十分钟后，谈话转入正题。

安娜问郭老：“郭和夫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几年都不让他工作？”她气愤地说：“造反派说我是个老特务，带回来一群小特务。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告诉她郭和夫不会有什么问题，大连化学物理所属中国科学院直接领导，我们回去就给科学院打电话。接着她谈到，她住了多年的上海大厦向她收房租，每天十元，一年要三四千元。她说她没有那么多钱。郭老听后示意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说，你放心到大连去，秋天你回上海前，我保证给你解决住房问题。

安娜接着又说：“以后如果两国关系允许，希望回趟日本，看看快一百岁的母亲和其他亲属、朋友。”郭老这时询问了她母亲的健康情况，谈话的气氛始终是融洽友好平和的。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郭老看看手表说：我有个外事活动马上要去参加，很对不起。安娜一直把郭老送到大门外，上车前两人又紧紧地握手，直到汽车开走看不见了她才回来。

安娜第二天就走了。事后我找周总理联络员刘西尧，向她反映了郭安娜来京的情况，并提出两个要求：一，郭安娜在上海期间仍住上海大厦，不收房租；二，郭安娜在大连期间，请有关部门解决她的副食品供应。

最后一次相会

1974年春安娜给周总理写信，请求批准她由女婿林爱信陪同到日本探亲。周总理批准了她的请求，并指示她去日本的旅费由公家负责。安娜乘船抵达东京时，她刚好八十周岁。安娜探亲期间要把他们在市川居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卖掉。这所房子的地产属于她过世的一位老朋友，经过协商，安娜放弃房产所有权，留给地产主。地产主回赠安娜一笔礼金。安娜这次探亲在日本住了较长时间，直到天气冷了才乘飞机经香港回上海。她多年的习惯是冬天在上海居住。

1975年夏天，安娜由郭淑瑀陪同从上海到达北京。当时郭老生病住在北京医院，安娜到京第二天就提出要到医院看望郭老。郭老同意了。当安娜和淑瑀走进病房时，坐在沙发中的郭老吃力地要站起来迎接她们。安娜快步向前将郭老扶回沙发，幽默地说：“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大家坐定后，安娜和郭老就用日语交谈起来，开始她询问了郭老的病情，接下来她向郭老介绍了她到日本的情况，也谈了市川房子处理的情况，气氛相当亲切。半个多小时后，安娜主动站起来告辞。郭老迈着蹒跚的步子送她出去，一直把她送到病房大楼的大门口，才和她紧紧握手告别。

在我送他们回饭店的途中，安娜忽然想起她照了许多市川房子的照片忘记给郭老看了。重新回去后，她对着照片一张张给郭老讲起来，哪棵树高了，哪棵树死后又栽上新的了，院子哪里做了改动了，等等。郭老看得也十分有兴趣，两个人都回到了那段难忘的日子。离别时，郭老又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口，她劝都劝不住。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郭淑瑀告诉我，安娜这次来京，主要是向郭老谈市川房子的处理问题，她认为必须和郭老说清楚。她对这笔钱的处理也很高明，除了作为这次旅行的费用花掉一部分外（她没有按总理批示用公家的钱），其余部分分别赠予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大连市委统战部，因为这两个单位一直负责照顾她的生活。上海市委统战部替她保管了这笔钱，在她去世后，又将钱还给了她的子女；大连那笔就不清楚了，有一种说法是让造反派给花了。

安娜这次来京的第二目的是看望成仿吾和他的家人。安娜对成仿吾的感情特别深，她经常对孩子们讲：她永远忘不了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叔叔（安娜和孩子们一直这样称呼成仿吾）帮助了他们，叔叔是他们家的第一大恩人。她有什么问题，什么苦恼，都会如实地向叔叔讲。我猜测1951年她到北京找郭老那次，就是听了成仿吾的劝说才离开北京的。她看到成仿吾老家用的还是小屏幕黑白电视机，以后她再回日本时就为成仿吾带了一台彩电来。1976年10月，安娜为了迎接一位日本朋友，还来过一次北京。她向我问了郭老的身体状况，但没有提出见郭老，走前只去看了成仿吾一家。

郭老晚年多次和我谈到安娜，说她十分能干，善于理家。但她自尊心特别强，看准了的事，别人是很难说服和改变的。的确，安娜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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