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生成基础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亦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学界研究主要将其归结为三大理论与实践基础，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革命和建设实践及贯穿其中的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与先进国人的经济思想。这三者紧密联结，相互交融渗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有机整体，成为毛泽东经济思想生成的重要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底色，也是毛泽东坚定的理论信仰。其根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关于无产阶级谋取自身解放事业的学说，与毛泽东经济思想试图寻求的救国救民之道完全一致。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论者普遍认为，毛泽东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制定经济政策、揭示经济规律时，与他对哲学的研究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毛泽东经济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渗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毛泽东的经济研究提供了最坚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其具体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阶级分析、群众路线理论在毛泽东经济思想中运用得尤为突出，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也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构架；毛泽东对于农轻重，积累与消费，国家、集体与个人，经济建设与军事建设，以及财政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的分析，无不闪耀着唯物辩证法光辉；毛泽东以唯物史观正确认识国情，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关系，以辩证法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前途、对象、任务、动力等问题，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揭示出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规律；《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既是毛泽东内容丰富的经济学著作，又是内蕴深刻的哲学著作。

论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的诸多理论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比如，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关系理论；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直接剥削资本家财产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通过合作社改造个体小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关系性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分配理论；工农业相互关系以及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理论；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增长理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等。有论者指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毛泽东很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的研读，如《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经济学大纲》《政治经济学教程》《经济科学大纲》等，拥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有论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指明了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必将为另一个崭新制度代替。这个制度就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消灭剥削，劳动者拥有社会全部生产资料，以实现国民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接受并自觉运用它去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第二，自觉投身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可以说，毛泽东经济思想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独创性经验做出理论概括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有论者指出，毛泽东经济思想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武装割据的根据地建设过程之中，发展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之中，成熟于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中。有论者则认为，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形成于中国革命数十载的实践中，贯穿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经济思想从形成、发展到成熟是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毛泽东经济思想表现出的某些独特性，或者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正是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譬如，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第一次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从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具体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及由此对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持态度，把他们区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从而采取不同政策，等等。

同时，学界研究进一步强调，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一贯注重采用社会调查方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他的著名论断。社会调查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形成的重要途径，集中体现在他对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调查和分析中。一方面，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毛泽东经济思想是建立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做社会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对调研对象、材料进行科学分析，从而找出事物运动规律，产生新的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正因此，毛泽东经济思想不仅正确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关系，而且正确改造了我国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毛泽东会根据革命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采取各种灵活多样的社会调查办法。

在民主革命年代，毛泽东深入农村，做了广泛的农村调查，使他对农村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有了透彻了解，从而得到了正确的理论认知。比如，毛泽东通过对湖南五县的考察，阐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要同盟军，解决了革命主要依靠谁的问题。他通过寻乌调查，弄清了富农与地主问题，提出了解决富农和城市贫农的策略。他通过兴国调查，了解到占人口6%的地主富农占有80%的土地，而占人口80%的贫下中农只占有20%的土地，因而认定中国的民主革命一定能够获得80%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以此为基础，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斗争策略，指导革命工作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通过召开座谈会、通信和阅看材料的调研方式，了解社会实际情况，提出并落实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进行中国社会经济情况调查，形成了在对34个国民经济部门调查基础上的《论十大关系》。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亲自组织和领导调查组进行调查，为的就是解决建设中遇到的新的实际问题，制定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改革措施，从而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开辟道路。

第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土壤。也就是说，毛泽东经济思想植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先进国人经济思想的沃土。

一是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认知。有论者指出，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基础和全部实质，在于毛泽东认真研究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认识到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陷入发展迟缓状态的基本原因，乃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导致农民的极端贫穷和落后。而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端落后，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最根本原因，则是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帮凶——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封建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在政治上残酷压迫，在经济上残酷剥削中国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使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因此，只有实行彻底的经济变革，才能解放被严重束缚了的生产力，促进经济迅速发展，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二是继承、批判和发展传统思想文化。有论者指出，毛泽东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其经济思想亦深受吾先辈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具体例证如：洪秀全的“人间天堂”、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以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等经济理念，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生成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土地、铁路、工厂国有化”这些经济平等思想，对毛泽东一直主张的消灭收入上的过大差距，发展大工业经济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继承传统“强本开源”思想，在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中一直秉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深化传统崇俭思想，始终把勤俭节约、反贪污浪费、保持艰苦奋斗作风，视为革命年代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基本原则。有论者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经济思想在形成发展中并非简单因袭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传统经济思想进行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辩证继承，使之成为适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例证如：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始终重视经济建设，正确处理了战斗与生产的关系，所形成的“以农养战、农战结合”思想，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战争实践中的运用，也是对中国古代农战思想的继承和超越；批判继承了“农本”传统经济思想，强调把发展农业生产摆在经济工作首位，同时吸收并发展了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思想，主张采取暴力手段，没收封建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同时批判先人绝对平均主义的“有田同耕”思想，摒弃传统思想中不重视改进农业生产工具的倾向，特别重视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实行科学种田。

可见，既有研究阐明了毛泽东经济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来源，揭示了这些重要的资源条件构筑起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论证了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形成了如下主流学术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经济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理论结晶；第二种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根本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同时毛泽东经济思想是在结合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第三种观点立足于国情、史情，并在实践中力求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征的根源所在。

二、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研究

毛泽东经济思想具有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理论内涵，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长期领导和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体现于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纲领、方针和政策。有论者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总结为“两个转变”和“一个探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变的理论。具体包括，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二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三是对不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初步探索和艰苦创业。有论者进一步将毛泽东经济思想概括为新民主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改造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三大理论体系，同时指出三者既有一定独立性，互相又存在着因果关系。

第一，毛泽东在领导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提出并确立了一系列经济革命路线、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建设方案，由此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革命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指南。

有论者将研究落脚点放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上。研究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集中概括，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也包含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新的经济结构，以及恢复和发展经济生产方面的内容。前者的主要目的是彻底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可能。后者则致力于建立一种既区别于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

根据既有研究，笔者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分为以下四大理论板块。

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论。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的基础。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即生产资料占有度的分析指出，旧中国存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者五种经济成分，以地主阶级私有制、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要经济基础，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对此，有论者总结道，毛泽东对旧中国经济社会状况的宏观把握，对极端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清醒认识和对现实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准确认识，为其确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提供了最充分的依据。

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纲领。既有研究系统分析了三大革命纲领形成、实施的历史过程及其理论内涵，指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纲领作为变革旧中国生产关系，同时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至1952年最终完成。代表性观点指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完整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纲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不断总结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根据地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其具体实施的过程为：

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是伴随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逐步胜利，依靠人民政权的力量，作为接管城市的重要任务，逐步向新解放的城市铺开的。至1949年底全国基本解放，大陆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均被没收。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直接没收敌伪企业、接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等途径建立起主导国民经济的国营经济，又通过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建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从而彻底消灭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清除残余封建主义压迫关系，确立劳动者在国家和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土地的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我们党通过逐步对根据地、解放区的1.45亿农业人口进行土地改革，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执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和总政策，对新解放区的2.64亿农业人口进行土改。而对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予没收，同时保护和发展个体手工业经济，促进手工业的恢复。

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体现在保护革命根据地中民族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允许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保护和有限制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方针指引下，经过扶植有益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打击投资资本和调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三反”运动和进一步调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步骤，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恢复。

三是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已有研究指明，在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下，根据地积极落实自力更生、争取外援但不依赖外援、精兵简政、企业建立经济核算、按需生产等政策，积极发动军队、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开展生产运动，发展以农业为主，兼顾手工业和商业的公营经济、民营经济，用以保障财政供给，满足军民必不可少的物质需要。在此基础上，论者着眼于革命根据地的具体经济建设举措，用以阐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建设思想。诸如，有论者论述了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根据地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指出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服务于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在恢复和发展根据地工农生产基础上，有计划地促进根据地内的商品流通和根据地外的对外贸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提倡和奖励私人经济，尽可能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发展合作社经济，使之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地位。有论者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成功实行招商引资、人才援建、扩大边区出入口贸易等对外经济政策为例，论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的深刻内涵，主要包括：利用外资是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途径，基本方式是订立契约；利用外资不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束缚，应当灵活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引资活动；利用外资要坚持维护国家主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平等互利、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原则。有论者论述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方针，主要体现在：以革命战争为中心，进行一切可能和必要的经济建设；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夯实根据地经济的基础；从根据地经济结构的实际出发，坚持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并进；开放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搞活根据地的商品流通；实行发展国民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厉行节省的方针；实行正确的货币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动员和依靠广大群众参加经济建设，切实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培养和造就大批懂经济、善于治政理财的干部人才，广泛吸收一切有识之士参与经济建设。有论者论述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发展经济的一系列举措。比如，在坚持“农业生产是经济工作的第一位”思想下，针对农忙时节根据地劳动力短缺及耕牛不足状况，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成为促进根据地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形式。

四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论。它是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期的经济建设举措，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论。论者指出，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方面的构想是，整个经济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在内的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应充分发展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但不允许私人资本操控国民生计。在城市逐步发展数量较少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公营经济，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农村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社经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论，设计出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但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方针的主要措施包括：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纲领；开展“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实行“四面八方”政策；节俭国家机构经费；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等。研究指出：这些基本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恢复期得以全面实施，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社会条件，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完全形成，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整个社会生产基本恢复并有一定发展。同时，新中国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雏形。

第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七年，毛泽东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恢复、发展和改造国民经济的建设纲领和策略方针，形成了过渡时期经济思想。在该思想指导下，脱胎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新中国一方面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完成了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全转变；另一方面也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奠定了基本经济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本是按照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蓝图，先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然后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但他于1952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按照总路线的要求，新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走出了一条“一化三改”之路。至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既有研究充分肯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论指导下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方针大计及其成效。

另一方面，学界研究聚焦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及其实施效果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析。具体问题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缘何中辍？总路线是否提出“过早”？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实施“过急”？是否存在建设失误及负面效应？针对这些问题，主流学术观点主要阐释如下。

一是论者普遍认可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从我国特殊国情出发，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需要出发，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实际。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也是正确的，这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和必经之路。其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在于：在新中国头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力量不断壮大，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工作，为“一化三改”总路线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新中国完成土地改革后，解决农民个体经济生产力低下，以及农村中激烈阶级分化、阶级矛盾的需要，亦是约束、限制和改造唯利是图的私人资本投机活动的需要；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新中国想要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但不走依靠压榨本国人民和掠夺海外殖民地完成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而走依靠内部积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必由之路，只有把规模庞大但势单力薄、分散生产的个体农民劳动力及其有限的生产资料组织起来，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才能发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经营的规模效应，提高农业生产力，以保证工业化建设所需的粮食、工业原料和资金的供应，同时只有加快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才能满足高度集中统一地使用有限资源，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根本要求；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我国站队社会主义阵营，加快开始有计划的工业建设，以增强国力，应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的必然选择。

二是论者高度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实施的基本方针及其历史价值，认为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业大国，探索出的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精彩、最成功的道路，解决了社会变革与物质基础、和平过渡与阶级斗争的矛盾问题。其突出表现在：

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政府扶持的基本原则，稳步推进三大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步骤，是通过建立互助组、成立初级社、发展高级社，循序渐进式把原先一个个独立的农民个体经济转化为相互合作的集体经济。手工业通过供销小组、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由低到高的方式，把原先个人手工业模式融入集体所有制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加工订货、统购统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采取工缴费、“四马分肥”、定息、高薪等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赎买，从而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企业。

创造了工业化和改造并举的道路。三大改造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适应了国家集中资源，计划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建设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需要，也直接服务于“一五计划”重点发展重工业，搭建工业基础的要求，以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改进人民生活。

农业合作化的核心是为了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力，保障中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一方面，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优势加上组织起来的农民力量，为农业开展机械化生产，采用化学原料和科学耕作法，发展水利事业，从而为提高生产力水平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农业合作社运动，建立了人人平等享有集体土地收益权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彻底废除了因经济因素或政治因素而导致的土地兼并问题，以避免农民两极分化，为解决广大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提供了保障。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在科学分析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地位和作用，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特点基础上，提出的变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它成功实现了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同时完成了对人的改造，把资产阶级分子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进而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

三是论者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做出的论断，对社会主义改造存在的失误和历史局限性进行了评述，指出由此带来的后遗症。如追求纯粹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模式，在所有制方面是单一公有制，在运行机制上是由国家运用行政手段进行调节的中央高度集权的完全的计划经济，在分配方式上实行单一按劳分配；忽视农民个体生产和私人资本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还有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1955年夏季后，改造速度加快，急于求成，致使工作过粗。

第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毛泽东致力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提出了系列经济建设的理论，并制定、落实了相关路线、方针和政策，由此形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虽出现过“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但毛泽东通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反思，认清中国是个大农业国，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必须循序渐进地推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对此，有论者指出，“大跃进”是毛泽东试图凭借我国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高涨的群众热情，实现工、农业生产的飞跃式发展，以便早日实现超英赶美目标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运动。但毛泽东通过及时修正当初指导这场运动的设想，逐步找到了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案，将之贯穿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举措之中。综观学界研究，可以将其归纳为四大理论体系、一大核心创举。

一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毛泽东提出，分三步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第一步，通过“一化三改”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步，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为实现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即建成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三步，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二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毛泽东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始终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以此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为改革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理论基础。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为党确立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还提出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指明要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经济工作中的各种矛盾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理论。一方面，关于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毛泽东在总结“一五”时期重点发展重工业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次序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强调发展工业要和发展农业并举，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同时沿海与内地工业要平衡、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在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上，他提出必须统筹兼顾，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过分集中，同时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自力更生和学习国外、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三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既有研究得出以下论断：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否需要发展商品经济。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相当长时期内不仅不能禁止而且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为了适应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状况，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客观要求。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按比例、平衡发展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关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毛泽东承认并提出所有经济单位都要学习、遵循和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何时会消亡。毛泽东指出，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且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致消失。否则，即使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生产力不发达，产品不很丰富，或者只要不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经济都不会消亡。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毛泽东提出，部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国家把部分生产资料卖给人民公社后，公社与公社之间可以转让这些产品所有权。同时，社员个人能够占有一定的自留地和从事家庭副业的生产资料。

在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指导下，20世纪50至60年代，我国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系列方针、政策，实现了集中力量加快建成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的伟大创举。一方面，在“一五”期间搭建的工业布局框架基础上，毛泽东确定了用15年时间，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在1980年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基本建成了门类齐全的独立工业体系。另一方面，以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建设为核心，带动、支撑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建设。一则发展农业保障城乡居民食品供应，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材料和资金积累；二则工业反哺农业，通过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农用生产资料下乡，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生产力，通过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三则通过工业化建设推动商业与金融、交通运输与邮电、国防科技和军工等领域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体系建成。

综上可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是紧密衔接、一脉相承的整体，既包含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理论构想，也有如何实现目标的具体步骤、方针和举措，贯穿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中，亦是毛泽东站在各个历史时期全局性的战略高度，着力研究、解决、领导和实现如何在经济层面使中国一步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继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及如何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成果。纵观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核心主旨和战略要义，呈现出如下鲜明特征：一是在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不断推进中国经济体系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历史使命；三是将实现民众根本利益作为根本价值目标；四是将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为基本路径；五是将走工业化道路、赶超、备战、对外开放作为主要战略举措。尽管其中有的理论构想与政策落地存在差距，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中国胜利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三、毛泽东经济思想指导下实践成就研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为全面、深入的认知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需要正确、客观评估该思想体系指导下我国经济变革与建设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革命与建设成就。对此，论者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为显著的经济革命与建设成就，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提出了符合当时实际的经济方针与政策，特别是顺应形势和任务需要，动态而科学地开展土地革命，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的经济社会条件。一方面，经过土地革命，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使广大农民群众翻身做主人，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另一方面，解决土地问题好坏与否是能否赢得人民支持的关键，毛泽东将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使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巨大革命资源，巩固了红色革命根据地政权，革命战争得到老百姓大力支援，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关于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社会主义经济革命与建设成就，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也是正确理解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重要依据。亦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所言，“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之一变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莫里斯·迈斯纳将毛泽东当政期间中国经济样貌的典型特征呈述为：一方面，在一个物质资源最贫乏，国际环境充满敌意和极少外援的年代，用了1/4世纪的时间，以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把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为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另一方面，以更为公平的方式，让中国老百姓获得了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保健以及丧葬费用这些基本生活保障和福利待遇。由此映射出毛泽东经济思想指导下新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成就的三重维度。

第一，确立了以公有制、按劳分配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也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经济制度条件。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我国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亦逐渐建立。尽管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弊端和缺陷，但学界研究成果表明，该经济制度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经济发展而言，实行“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按劳分配”经济制度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下的选择。在新中国初期积贫积弱状态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才能确保国家拥有强大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能够发挥国家组织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在保障广大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推行工业化战略，特别是优先发展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从而突破“贫困化陷阱”，应对国际威胁，捍卫国家独立与安全。实践充分证明，正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新中国具有了较强大的国家能力，社会组织化达到了历史空前程度。如此我国才得以依靠自身迅速积累大规模资本，经过二十多年的工业化建设，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安全提供了保障，为改善民生提供了支撑，也为此后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批历史、社会、经济学专家都承认的，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在经济发展中作出了其他国家从来没有作出过的成绩——“他们已从高度分散的、和以家庭为本的协调和控制的基础，过渡到能在大得多的程度上进行协调的基础，和倾向于把中国这个实体作为整体来考察的某种概念的基础”。

对于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该制度体系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不再实行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壮大公有制经济基础和按劳分配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和分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我国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根本保证，是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资产牢牢掌握在国家和全民手中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建设起来的经济主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批国有企业通过改组改制，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主导力量，为非公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关键、有力且决定性支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也为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等后续农村改革创造了条件。

第二，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新中国经济独立、国防安全、改善民生条件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也为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腾飞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工业经济基础。

对此，学界研究利用大量统计数据，对新中国现代工业体系创立和发展的光辉历程、重大成就及其重要意义作了定性研究。

就其光辉历程而言，论者将新中国工业体系创建的脉络划分为1个“三年恢复期”和4个“五年计划”奠基期。1949—1952年，我们国家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积极扶持并引导各种工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恢复和发展生产，为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现代工业体系打下基础；1953—1957年，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并举，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集中力量做好苏联援建工程，逐步建成一批门类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从而奠定了我国现代化工业体系雏形；1958—1965年，我国于“二五”计划期间创造出一大批工业技术革新成果，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经1966—1976年的“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十年，以国防建设为中心，建设“三线”工业体系，推动内地、中西部地区建成工业部门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基本建成新中国现代工业体系。

其重大成就突出表现在工农业生产能力的增强与经济总产值的增长。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建成了一个自为一体的、可以自我维持的工业化经济体系，可以自主生产多种材料、机器设备和多种产品，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居世界前列，以满足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国家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满足国防现代化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首先，“一五”期间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框架。机械工业设备自给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左右提高到60%多，中国有了载重汽车、高炉、平炉制造设备、汽轮发电设备、拖拉机、精密仪表、石油机械和电讯设备等几十个行业比较齐全的制造系统；基础工业部门尤其钢铁工业得到大大加强，钢产量年均递增32%，钢材品种达4000余种，钢材自给率达86%；纺织、造纸等轻工业基本能满足需要；开始生产重型武器装备，初步建立门类齐全、专业配套的现代兵工业。

其次，包括“二五”在内的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和国防尖端技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航天工业等新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1965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机械工业形成了包括冶金、采矿、电站、石化工业设备制造和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在内的门类齐全的行业体系，主要机械设备自给率达到90%以上，纺织机械不仅能够完全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开始向许多国家提供成套设备；建设起武汉、包头等一批大中型钢铁基地，主要工业品产量有了巨大增长，1966年同1956年相比，钢铁、煤炭、石油、发电量、机床分别增长了245%、129.9%、1154%、397%和112%，电力工业基本上实现了全国联网，石油工业实现完全自给；兴建了大量农田水利设施。水浇地面积增加2600多万亩，拖拉机拥有量和化肥用量增长6倍以上，机耕面积由1957年的2.4%提高到1965年的15%。

再次，“三五”“四五”十年时期在工业建设方面仍取得了不小成绩。推动内地建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1952—1978年，内地工业总产值从105亿元增长至1656亿元，增长15倍，内地主要工业品产量所占比重，原煤从56.1%增至68%，发电从36.4%增至48.6%，钢从14.2%增至37.2%；石油工业发展迅猛，建成大庆、胜利、大港三大原油工业基地，一大批石油化工及化纤企业建成投产，一大批机械厂建成投产，使我国在矿山设备、冶金设备、轴承、汽车、飞机、船舶制造生产方面取得长足发展；举世瞩目的“两弹一星”（导弹和氢弹、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工农业产值保持相当快的增长速度，1966—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1％，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8.5%，工业净产值年均递增7.2%，能源生产总量年均递增9.2%，钢产量年均递增2.9%，布产量年均递增1.9%，籼型杂交水稻试验成功和推广，将单位产量提高了20%。

就其重要意义而言。一方面，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有力增强了新中国综合国力，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大国面貌屹立在世界东方。一则，国防军事力量大大加强，能够有效抗击西方敌对势力的侵略野心，稳固国防安全，为赢得和平发展环境奠定重要基础；二则，支撑起国民经济自主稳定的发展，保障我国在面对国际冲突和威胁中不受挟制；三则，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化学工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农副食品产量的增加，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四则，培养出大批科技人才和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的产业工人，为新中国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力量。

另一方面，独立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为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厚积薄发的增长效应，为老百姓生活水平的蒸蒸日上奠定坚实物质基础。一则，比较完整的配套工业制造体系，为改革开放后制造业的技术革新、产业升级、工业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从而使我国逐步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和制造业国家，提供了基本生产能力；二则，农业机械化建设、完整化工产业链支持，为改革开放后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保证粮食生产的稳定及农业增产、增效贡献巨大；三则，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配套设施，包括水、电、气、铁路、公路、轮船、港口、码头、民航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工业设施同步发展起来，为改革开放后招商引资、吸纳大量就业人员，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提升经济效益，配备了基础条件；四则，在具备各类产业生产能力基础上，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从计划向市场主导机制的转换，逐步改变了原本短缺经济状态，为改善民生，包括吃穿用住行各方面的生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消费品，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逐步由温饱走向小康。

第三，毛泽东在实践中，始终牢牢把握住为人民谋利益，实现国强民富这一主题。随着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水平及精神面貌逐步得到极大改善。

一方面，毛泽东强调，发展经济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用组织人民群众的方法，创造出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为此，他注重改革生产关系，让人民群众获得当家作主的政治社会地位——在农村鼓励和扶助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后发展合作事业——在城市确立广大职工参与企业生产管理的地位，从而在保障人民权利的同时，充分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力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因此，革命年代，毛泽东成功领导了革命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把几亿人民组织起来，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

另一方面，毛泽东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尽管为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全国人民节衣缩食，生活水平增幅不大，但本着经济建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标，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民生得到了根本改善，建立起涵盖粮食、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多领域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全感和幸福感空前高涨。主要表现在：从1949—1976年，全国总人口从5亿多增至9亿多，粮食人均占有量从418斤增加到615斤，增产的粮食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从1952—197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62元增加到125元，城市居民从148元增加到340元；从1949—1976年，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小学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67.4万人；从1949—1976年，全国医院从2600家发展到6.3万家，农村普遍建立县、区、生产大队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全国人口死亡率从20‰下降到7.25‰，居民平均寿命从35岁提高至53岁。对此，诚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言，“它向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边和街路上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

总而言之，毛泽东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各方面实践成就是环环相扣，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整体。没有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的经济方针、政策，就没有革命胜利与新中国的建立；没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就不会有新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成；没有坚实的工业经济基础，就无法保障国家的独立与安全，无法为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提供先进技术设施，也就根本无法大幅提升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充分证明：第一，毛泽东经济思想绝非在贫穷条件下，依靠个人崇拜，打造人民群众意识形态纯洁性的精神世界的乌托邦；第二，毛泽东时代远非用今天生产和生活标准去衡量的经济贫困、停滞的年代；第三，这些建设成就的取得，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拥护并响应毛泽东关于经济革命与建设的理念和方针，创造出的革命胜利与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大奇迹。

四、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应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不断推进

刘少奇将毛泽东思想科学概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也成为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鲜明品格。基于此，完整且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经济思想，需要系统把握该理论体系的生成源流—理论构想—政策实施—实践成就的逻辑架构，深化、细化每一环节之间及其内在的学理阐释，在整体性和专题性方面做进一步深化研究。

第一，打通毛泽东经济思想体系从实践—认识—实践的循环发展历程。只有从整体上掌握毛泽东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经济观点与实践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才能更好理解毛泽东经济思想作为科学理论体系，引领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重大价值所在。应当看到，目前学界既有成果大多将该思想体系中的理论构想、政策推行与实践成就分而论之，或做单纯文本式理论研究，或将实践层面置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有所述及，对理论本身是如何落实于建设实践的运作机制、成效及其重要影响的专题研究较为薄弱。这就很难真正呈现出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魅力，对此，应通过拓展研究视角，搭建更为完整的逻辑链、数据链深入推进这一论题研究。

第二，打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中共党史学科研究方法，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层次。一方面，夯实研究基础，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共党史重要文献的解读与应用能力。另一方面，提升诠释历史史实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融合的研究能力。就毛泽东经济思想生成基础而言，一是对于毛泽东经济思想中诸多理论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统一关系，需要深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做进一步深入的学理分析；二是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意涵及其对毛泽东经济思想产生的实质性影响；三是充分掌握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史实，加以实证分析。三者融通，才能更好明晰毛泽东经济思想源头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特征。就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而言，其中重要的理论构想与政策推行，诸如“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工业体系建设”等，需要在利用党史官方文献，进行理论剖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地方文史、档案资料，考察和分析具体历史样本，从而为定性研究奠定更为扎实、生动的实证案例。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